剑桥倚天屠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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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谷卿
金庸无疑是20世纪华语作家中最具文学生命力和文化影响力者，随着近十馀年来境内外学术界对金庸的接受、讨论和研究日益广泛深入，“金学”的确立和学术体制化成为可见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关于金庸小说的文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显示出不俗的专业水准与理论深度，而“金学”的学理化也自然而然地将其整体研究生态转向此类场境——直到近期新垣平“剑桥史”系列的出现，为金庸小说的研究和文化批评树立了一种极有意味的特例。
从最初在天涯连载、万卷出版公司整理出版于2011年的《剑桥倚天屠龙史》来看，作者新垣平似乎是在以一种异常矛盾的手法来对金庸小说中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倚天屠龙记》进行新的批评和阐释：他将小说中的情节假定为历史真实，并带入到由众多材料构成的“正史”之中，文史杂糅为一，更以一本正经的态度进行考据、辩证、描述，从而撰写出一部不能简单以“真”、“假”定性的学术著作来；其矛盾之处就在于，作者在考证过程中的逻辑、运用材料的方法毫无问题，也有相当的历史叙述功力，但他却抱有“恶搞”或戏谑的动机，并借助大量杜撰的看似出处严明的文献来佐证自己对于相关问题的说明。因此，放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部作者板着脸孔以学术之名来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搞怪的“历史著作”。
此书之所以名为“剑桥”倚天屠龙史，乃是因其语言上的特殊性：作者刻意仿照剑桥中国史系列和海外汉学家的笔法与口气来进行中文写作。这种奇怪的语言会让看惯了“翻译体”的读者会心一笑。书评人卢十四就此指出：“这是一种通过变换话语体系复述文本，从间离中产生幽默的方式”。即使选择这样的行文方式也是新垣平对“翻译体”或当下人文社科学界盲崇西方汉学的嘲笑，《剑桥倚天屠龙史》的语言仍然是独特而杰出的。
就内容而言，《剑桥倚天屠龙史》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立论的方法和统一的思考逻辑上，其所采用的群体集团研究的模式能够准确地说明《倚天屠龙记》及情节时代在它之前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很多问题。如作者在第二章《南宋后期的武术界政治地图》中提出，由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缔造的“五绝”体系实际上是由武术家个人主导的江湖秩序，而随着武学与武术界自身的发展，这种秩序将会被门派政治所取代，因此《倚天屠龙记》里出现在武术世界中的是以少林、武当为首的六大派和丐帮以及明教，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它们各自与元廷的关系影响着整个故事历史的发展。这一研究模式还被作者带入到他出版于2013年7月的《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中继续使用，他更由此明确地划定出武术史与江湖世界的各个时代特征，即军事起源与宗教起源合流的时代、武术家个人主导的时代、武术界门派主导的时代和江湖帮会主导的时代。在《剑桥倚天屠龙史》和《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中，作者都动用了一定的笔墨来阐述各个时代之间变动的缘由和影响，比如关于门派政治的兴起，作者认为“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同时也导致“个人对门派的依附，单纯的武术传授关系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武术家集团”，而学院化之后的门派又制约了武术家和社会环境的融合，且造成门派间的相互防范与对立及武术家武术技能的单一化，一旦武术家的技能单一化、学院化后，又会加深他们的人身对门派的依附，由是进入恶性循环；又如作者论述帮会取代门派兴起时指出，由于明代商贸体系的成熟，“催生出以控制商贸和消费活动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新型帮会”，北方表现为盗匪型，南方表现为商业型，而“东南沿海的海盗会党”则兼具二者特色，与之相比，传统的门派中宗教门派无法控制商业体系，世俗门派则逐渐家族化，势力也收缩到本地，均无法和形式灵活的帮会争夺江湖空间的主导权。书中类似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和社会分析尚有不少，我认为这正是新垣平“剑桥史”系列作品的建设性价值和学术成分之所在，他的眼光跳出了金庸小说的文学文本，宏观地对情节背景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同时也精准地把握到了金庸不同时代背景的小说中江湖势力的真正分布。这些显然都是一个未经学术训练的普通“金粉”所无法做到的。
新垣平还在《剑桥倚天屠龙史》和新版增补进去的《剑桥天龙八部史》中提出了江湖世界主流派别几次轴心的变更，如少林-丐帮、全真-丐帮、少林-武当等，由此揭示出江湖世界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和强弱博弈，甚至我们非常熟悉的少林掌门人空见晚年的活动、张三丰对少林派的退让和进攻、武当二代弟子间的关系、张翠山与殷素素的结合等，都有政治阴谋计划的成分在内，这虽然不免让长久以来沉醉于金庸小说“侠骨柔情”美好想象中的读者莫名惊诧，但作者细致的文本对读、心理判断和逻辑推理也让人们不能不为之信服，《剑桥倚天屠龙史》后附录的几篇“丛考”就很好地表明了作者阅读之认真和推断之严密。
新垣平“剑桥史”系列应当算作是文化批评的一种全新形式，其中既有续写，又有改写和重写，更有批评与阐释性质的研究。作者将虚构的文学文本与我们认定为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参入合理的推测和不合理的想象，实际上表达的是对金庸小说的一种特别的看法，同时也对我们既有的文学观、历史观和学术观施以叩问——这种叩问正如艺术史学者白谦慎在《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中对何者为书法经典、何种样的书法才能成为经典的叩问一样，都是注定难以得到回答的，但这些问题本身就足以引起我们对陈规故法旧习的反省与警戒。
不过，从《剑桥倚天屠龙史》到《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我们似乎也看到了作者“活力”的丧失，在“学术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新垣平也落入了自己曾经憎恶的“窠臼”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条分缕析、直陈其事的武侠史的梳理者，过分照顾中国历史的简单叙述也让读者为之乏味。或许建构“金庸武侠史”这样的特殊体系有着难以想象的困难，不管怎么说，新垣平“剑桥史”系列固然是金庸研究史的重要里程碑，也对文化批评形式的拓展作出了极佳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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