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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文化】何丹萌/消化苦难的品德

消化苦难的品德
何丹萌
经徐瑶引荐,与党增进先生结识,交谈后发现身边的朋友都是熟人,几次接触下来,我俩的情谊也大大增进了。党先生要为老母亲出本书,是他鼓动着母亲所写。这是本约十万字的回忆录,记述了母亲魏淑贤一生中那些难忘的经历和故事片段。书名尚未想好,暂叫做《母亲心中的那条河》。他拿来打印的册子,要我为该书作序,或者写下些话来。我是有些惶恐。想我本属无名之辈,有何德何能敢为书本作序?即便写些话来,也因人微言轻,哪能抛出什么响当当的话语?然而转念一想,党先生这是在行孝啊!自从母亲过了八十大寿,他就动员母亲写文章,几年来,老人每写出一段文字,他就赶快帮着整理、打印,如今已汇集成了洋洋大观的篇章,党先生的母亲今年已经86岁了,所以党先生想尽快将书印刷出来,让老人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有所慰籍。他这般孝顺之心,我岂能拂而拒之?于是,我勇敢地应允了,并将那册子带回家连夜捧读。这一读,就放不下了,我被深深地感动着。
党先生的母亲名魏淑贤,虽然是华县农村普通妇女,但却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她出生在柳枝镇一个叫黄河村的地方,前边有位大哥哥,她的小名便被叫做了“转娃”,那是父母盼望身后再能源源生出儿子来。其父魏映辉,乡间人称魏先生,出身耕读世家,一生都在热心从事乡村教育事业。上世纪20年代,就曾在县立小学任教,后来当过县教育会的督学、县图书馆的馆长、岭南学校的校长等,堪称一位地方文化贤达了。因此缘故,魏淑贤所受乡村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不太大,她小时就读过几年私塾。人呐,自幼受过教育,经过文学的熏陶之后,心思就变得慎密,心灵的层面也渐渐丰富起来。当我打开册子,第一篇读到的就是《我记忆中的那条小河》。清湛湛的河水,吱呀呀的水磨,浓荫覆郁的槐树和古老的小庙,横跨小河的“桥桥”以及河里的水草、鱼虾等,勾勒出一副田园牧歌式的美丽乡村图画。可见,这位老人也曾有过美好而诗意的童年。她不仅心灵美,手还很巧。从12岁起,就开始帮着母亲纺线、织布、料理家务,学做女红。一直到出嫁多年后,都是娘家和婆家两村周围有名的织布能手,常以纺织的技艺而被人央求。她16岁就出嫁了,那时刚刚解放,她有幸成为最后一位坐着八抬大轿出嫁的人。出嫁的场面很是热闹,仅嫁妆就拉了好几马车,那是娘家请几位木匠花三月时间赶制的,娘说,那陪嫁半辈子都用不完。可以想象,魏家何等重视长女淑贤的出嫁。结婚后,却恰遇建国初扫盲和创办冬学,她一边在识字班教人认字,另一边,自已也大胆向婆婆提出要求继续上学,在她的努力下,白日去上学,晚上和寒暑假都回来干农活和干家务,终于走完了她那坎坷的求学之路。中考时,只差一分未能如愿去继续深造,她遗憾的说那都是命。但无论怎么讲,处在那个年代的一位农村妇女,能有两段上学和读书的经历,加上幼时的家学,为她铺就了人生的基本底色,让她和众多“睁眼瞎”的农村妇女们拉开了距离,使她成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明眼人”。接下来的人生路,就开始变得崎岖。1958年,国家搞大跃进,丈夫党梦祥经人引荐,去蔡家坡的陕棉九厂当了工人。紧接着,她也于1959年由哥哥介绍,前往西安地质修配厂当上了一名车床刨工。这里要插一句,其兄魏志勤,乃魏家长子,是建国初就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人说长兄如父,他一生里对于几个妹妹的关爱,呵护、帮助,可谓不遗余力,其用心之尽,用情之深,着实起到了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作用,还有一人,那就是魏淑贤老人的母亲,即党增进的外婆,这位缠着小脚的乡村老太,是那么刚毅,有主见,似乎能扛得住天大的事情。女婿党梦祥44岁就因病去世了,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前来陪同失去丈夫的女儿一同生活,而且一陪就是十年。女儿有一度心无所依,迷恋上了打牌,她竟举起拐杖去教训那已近60岁的女儿。这两个人物(魏母与大哥),在书中虽然着墨不多,但其鲜明的性格形象,已经跃然凸显,读来令人钦敬。话往回说,且说魏淑贤两口子刚刚吃了几年“公家饭”,当了一回城里人,偏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国家又将许多职工下放重回农村。魏淑贤本可以留在厂里去做幼儿园阿姨的,但她想到了自己那六岁的女儿和四岁的儿子,心一横,毅然与丈夫重回了农村,丈夫于几年后又被召回工厂,她却一直留在了乡间从此过起了“一头沉”的生活。说起来,魏淑贤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多苦难,最大伤痛,最难熬的艰辛,应是从1962年以后开始的。一个妇女,拉扯着三个娃娃,“一头沉”的日子不好过啊!没啥吃、没劳力,一人撑着一个家,每天的日子都需在困苦中煎熬。上工的“铁道轨声”已经响过多时,可上学的娃娃还没回家吃饭,等收罢锅碗扛起锄小跑着奔向地头,队长站在地坎上铁封着脸,吼道:“这时候还跑来干啥?混工分啊?回去!”她头一低,折身往回走,眼泪偷偷往肚里流。
玉米杆子背不回来,一架子车煤拉不回来,攀高援低的重活没人干,只好央求邻里帮忙。可有过多少次,她到了人家门上,硬是张不开口,说了几句闲话,要说的话终未启齿,又怏怏地回来。天旱了,苞谷旱得拧了绳,人家都在浇地,她只有望着老天犯心焦。好不容易有人帮忙,却因水源和跨路的小水渠影响了架子车通行而与人冲突,惹得帮忙者与人家打了一架。一年到头喂了一头猪,携儿赶猪到镇里去交,收购站的冷遇,降级压价,骄横欺凌,让她尝够了人世冷暖。年终,生产队里分粮分油,别家的瓶瓶、罐罐、盆盆摆了一长行,她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她是“缺粮户”,工分不够。只有等丈夫从城里寄点钱回来给队里找补了缺粮钱,才能把那点口粮背回家。最为痛心的,是丈夫患了肝癌。她奔向城里,在医院默默地照顾了几个月,可还是没能留住人。丈夫走了,44岁。当着儿女的面,她没掉泪,可在背过人的时候,她独自跑到野地里放声大哭,哭罢整个黄昏,哭到天黑地暗,哭完了,又重新挺起腰板,去过她那寡妇磨儿的日子······合上册子时,我是在久久地回味着,魏淑贤老人用她那十分质朴的语言,用携带着生命体温和个性特征的文字讲述的许多故事,以及生动的情节细节让我咀嚼不尽。以致使我的思绪驰骋到很远。我想,党增进为母亲留下一本书,是有诸多好处,是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的。其一,这是党增进行孝的一种方式,且是很好的方式,以往,我们的老人故去了,修个坟,甚至立个碑。可在若干年后,坟地不见了,碑也损毁了,我们的祖先,越过了三代,似乎很快就会阴消阳散。我曾有过这般体会。我的奶奶和我的外婆均已过世多年,到了孙子辈,已经没人能记住她们的名字,更不要说她们的身世和一生里的故事了。只有我这个两边的长门长孙,写了短文记述过她们的生活片段。我痛心地去想,难道我们的代代祖先,含辛茹苦地上世来走了一遭,临了,却如原上草,枯荣了无痕。祠堂是没有了,即便有,女人也难以忝入,名字或许有,故事却无从知晓,如此,就真的留不下些什么了吗?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厚厚的书。人常说,家家都有曲儿唱,就看一样不一样。党先生让母亲写下的,就是一本“不一样”的书。千年的文字会说话呀!即便印数不多,将书留在家中,以后的子子孙孙,会记住他们的奶奶、太奶奶、曾太奶奶……,并且,书中不仅记录着时代的样貌,更蕴含了家世,家族、家风、家教等,留下来,就是一种家庭文化的延袭与传承。
其二,继承那种消化苦难的品德。前不久,我读到了一本类似的书。那是我的好友刘炜评先生促成其母董淑珍所著的《槲叶山路七十年》,该书本想请陈忠实先生作序的,没想忠实先生读罢书稿,竟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阅读笔记。书中所述之事感人,阅读者陈忠实先生的阅读态度和那独到的发现眼光以及深刻思考,也同样感人。读罢那本书,又接着阅读这本尚未定名的书,我突然获得一种强烈感受,无论董淑珍女士也好,魏淑贤女士也罢,我们的上一代妇女身上,及至上上一代,再延伸至多数中华传统妇女身上,均有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优秀品德,这就是消化苦难的品德。当然,民族的男性中同样具有,而中华妇女则更为突出。她们从苦难中走来,携带着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等等的品质,无愿无悔地牺牲着自己,顽忍而坚强,似乎什么样的苦难降临,她们也能够啃食和消化。一生里掩藏了个体生命的种种私欲,即便多么委屈,也只是背过人偷偷去哭几声,擦掉了泪水,又千方百计地去成全那个家。有评论家在总结老舍笔下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她们牢牢地镶嵌在家庭关系的链条上,默默地尽着或妻或母或媳妇的职责。她们不太了解社会,也不想过多了解。他们没有过高的理想和追求,能做和想做的,就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孝敬老人。她们不太了解丈夫,甚至与丈夫没有共同的语言和情趣,但他们并不干涉丈夫的工作和自由,甚至不过问丈夫的事情。她们服从丈夫,尊重丈夫,依赖丈夫,以丈夫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她们有时受到伤害,感到委屈,也只是哭哭而已。她们不想与丈夫分庭抗礼,更不想凌驾于丈夫之上。她们全心全意地操持家务,无论多么艰难,都能够把家里操持得有条有理。她们安份守己,恪守妇道,三从四德,善良贤惠,能够忍耐。有时候善良的有些软弱,贤惠的有点愚昧,忍耐的有些奴性。她们委屈或者说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家人和家庭。”
当然,魏淑贤与董淑珍们显然已不是旧式妇女,她们有了一定文化,多数时间是生活在了1949年以后,故她们身上既保留了贤妻良母的本色,又有了自己的主见和参与意识,成为了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优秀而中坚的妇女形象。记录她们,也是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侧面。人说一个女人,可以至少影响这个家族的三代人,这话一点没错。中华妇女及至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这种品德,这种顽忍的生命力,就是能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突出特征。可惜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苦难的日子越来越少。她们的这种精神与品德,是否在悄悄地消减和退化?试想,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女人们,一直数到70后,80后,90后……哪些人还会具备以上列举的董淑珍、魏淑贤们身上所具有的品德?所以说:读一读这样的书,对于我们民族优秀品德的传承,也将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简介 何丹萌,陕西省洛南县古城镇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现为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中国作协会员,陕西剧协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出版有散文集《有了苦不要说》《将就屋笔记》《冬月流水》等;传记文学《贾平凹透视》《见证贾平凹》。戏剧作品有:话剧《火烧寨》(合作);山歌剧《鸡窝洼人家》、花鼓山歌剧《天狗》;五集实景花鼓山歌电视剧《天狗》。其中山歌剧《鸡窝洼人家》1985年即获文化部农村戏剧创作奖;戏剧论文《戏曲的困境与突围》获陕西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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