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赴云南支边五十周年–陇川二三事 【三师十团一营基建连纪定金口述、杨全著】

1971年3月29日，我们成都二中的510名同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离开父母、离开兄弟姐妹，满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雄心壮志，登上了南行的列车，到云南支边。那年，我还没有满17岁。

在火车上，我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禁不住打开笔记本，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是我踏入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从今以后，我将肩负起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重担。考验我的时刻到来了！

怎样去安排我的一生，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这的的确确是我们当时的真实思想，我相信不少同学的思想和我是一样的。
[今日陇川]

经过一个星期的长途跋涉后，我们来到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一营——现在是国营陇川农场拉线分场。我还算比较幸运，被分到了位于平坝的基建连，开始了我的支边生活。
[陇川农场分布图]
[左一为纪定金]

陇川地处云南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西边，和缅甸山水相连，我们连队离边境很近。本来陇川这个地方出产丰富，还是比较富裕的，但是，由于受“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边疆的生产没有能够发展起来，再加上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知青，物资供应跟不上，生活相当艰苦。

我们基建连的任务是生产砖瓦，和泥打砖瓦、装窑出窑，一天工作下来累得浑身都像散了架似的。

平时的生活缺肉少油也还能对付，因为那时全国都一样。但是时间长了，边疆单调的生活以及严酷的现实使我们在火车上迸发出的激情很快就消失得一干二净。

在那些空虚无聊的日子里，我们曾经干出过不少偷鸡摸狗的事情来，干出过不少现在都羞于提起的事情来。这中间，既有对生活的无奈，也有年轻不懂事。

钓 狗

说起钓狗，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只听说过钓鱼，咋个会有钓狗喃？

我们连队大约每个月能杀一头猪，平均下来一人一斤肉，平常油水较少。当痨得发慌的时候，知青们就把眼睛盯到老工人和附近寨子老乡养的狗上。怎么弄到狗又不被老工人和老乡发现呢？

不知是哪个烂脑壳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钓狗。

先找一节钢筋，把它一头磨尖，做成一个大钩子，在上面挂一小块肉，把钩子拴在树枝上，正好是狗要站立起来才够到的高度。

那时，不仅人吃不饱，狗也吃不饱。饿涝饿虾的狗到了树下，只要看见了钩子上的肉，就一定会跳起来吃，一跳起来吃嘴就被钓住吊起来了，叫又叫不出来，只有拼命挣扎，越挣扎，钩子把嘴钩得越深，我们就上前去，抓住狗的后腿朝脖子一刀就解决战斗。

因为我们连是烧砖瓦的，因而做狗肉的方法也很特别。我们居然还面不改色地去找老工人要一点辣椒酱佐料什么的，狗肉洗干净后装在一个坛子里，放上辣椒酱佐料掺上水，在砖瓦窑里用碳火慢慢地煨上几个小时。那味道简直不摆了。

钓鸭子

说完了钓狗，我又来摆一下钓鸭子的事。我们连队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水塘，水塘那边是一个傣族寨子。

微风吹皱的水塘中倒映着凤尾竹和傣家竹楼的倩影，傣族老乡养的鸭子就在水塘里自由自在地觅食，好一幅优美的南国傣乡的画图。

可是，我们这群坏小子又看着老乡的鸭子眼馋了，钓鸭子又是我们的“杰作”。

把一条小鱼挂在一个鱼钩上，用鱼线把它拴在一块砖上，再把砖放在鱼塘边，砖一定要悬吊吊地放在岸边。

只要鸭子吞下鱼钩上的小鱼，嘴就被钩住，鸭子一挣扎，一下子就会把砖从岸边拖下水中“咚”的一声沉入鱼塘底。

哪怕是四五斤的鸭子也会被砖拖入水底，只见鸭子屁股朝天在水面上扑腾，不一会儿就被淹死了。等到四下无人时，我们就悄悄地把鸭子捞上来大快朵颐。

偷 鱼

在美丽的陇川坝上，到处都有清澈的小河以及明镜般的水塘，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有鱼。傣族老乡捕鱼的方法很奇特，很有点傣族风情。

老乡们用傣乡到处都有的竹子编成一个个竹笼，旁边开一个小口子，再把数根竹条削尖，尖朝里绑在开的小口上，竹笼里放上鱼饵，再把竹笼放到水中，只要鱼儿从小口钻进竹笼，就再也出不来了。

每天清晨老乡就把竹笼拉上岸，竹笼里总有不少的鱼。发现老乡捕鱼的方法后，我们几个就起了打猫心肠。

我们连是武装连，又地处边境，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安排站岗。几个人就利用晚上站岗的机会，到四五点钟时悄悄地把老乡捕鱼的竹笼拉起来把鱼偷走，然后又把竹笼原样放好。

傣族老乡非常淳朴，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是这几个小四川偷走了他们的猎物，还以为是最近自己运气不好。

走私手表

我们的连队距缅甸很近，每到星期天或节假日，我们就可以到缅甸赶街。在缅甸的街子上可以买到许多当时国内买不到的东西，如，尼龙纱巾，各种外国手表等。

但是，这些东西买了却带不回来，那时虽然没有什么先进的仪器检查，但经过海关时检查还是很严的。

带过来的东西都要被仔细检查，浑身上下也要隔着衣服被摸一下看有没有夹带手表之类的走私品。而我们却想方设法地带把这些东西带过来。比如，把肥皂挖空把鞋底掏空把牙膏挤出来把手表放进去，或者把手表泡在茶杯里等等，啥办法都用过！

后来，海关也知道了，知青的这些方法再也不奏效。不知是哪个知青想到了一个耍魔术般的夹带手表的方法。在脖子上套一根细细的橡皮筋，把手表拴在橡皮筋上朝下拉到腰带之下，再穿一件衬衣和外套，若无其事地过海关。

“小四川，咯带了手表？”

“没有。”

“没有？过来检查一下！”

“检查就检查，真的没带”，说完举起双手走到检查人员面前。

检查人员先摸前胸后背，然后命令被检查者松开腰带检查腰里，就在腰带松开的一刹那，拴在橡皮筋上的手表借着橡皮筋的弹力贴着内衣弹到了胸前，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而上半身已经检查过了就不会再检查，用这种方法夹带手表从来就没有失败过。

这种在缅甸偷买手表的事情现在回忆起，真是惭愧万分！同时，也庆幸当时没有毒品走私，否则，不懂事而又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们不知道会干出什么傻事来。

情深似海

不知不觉，我们在云南就度过了八年。

1979年，随着知青返城大潮，我办好了回城手续就要调回成都了。我的班长，这是一个忠厚朴实的云南老工人，姓宋，她到车站来送我。

临上车时，她拉着我的手说，小纪，以后有时间回来看一看，欢迎你回来耍！当时我不知道发了什么疯，对宋班长说，哪怕以后你们穿金戴银，我拉屎拉尿都不得朝着这个方向！

宋班长听了一下子楞住了，怔怔地看着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似乎被我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却头也不回地登上汽车就这样走了。

回城以后的一二十年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起在云南支边的日子，回想起当时分别的情景，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毕竟那八年在云南这块红土地上，流过我们的血流过我们的汗，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就在那里度过。老工人手把手地教我们劳动技能，和老工人们一起经历了那些艰难的岁月，不懂事的我们也做了不少对不起老工人和老乡们的事，想起来心中总感到非常的内疚。

从此魂牵梦绕，不知多少次梦回南疆!

2001年10月，我随“万友”号专列和许多知青一起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第二故乡。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当年我们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离开农场的，但是，农场的老工人和各级领导却给予了我们极其热情的接待。

在原来的连队，我见到了宋班长，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宋班长脸上又刻下了许多沧桑。我上前去紧紧握住宋班长的手，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对宋班长说：“宋班长，这次我是来向您请罪的，请您原谅我们，我们做了太多对不起你们的事！”

宋班长也动了感情，她说：“那阵你们年轻不懂事，我们也没有很好地照顾你们。你们离家那么远，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生活肯定给你们带来怨气，我是能够理解的。”我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两代人的心又连在了一起。

在场的四川电视台和《华西都市报》的记者见到这情景也被感动了。那天是国庆和中秋节，在如水的月光下，知青和老工人共同沉浸在相聚的喜悦中。

我们离开农场那天早上，突然天降大雨，农场领导们打着雨伞来为我们送行。我们更没有料到的是，汽车开上公路时，两边黑压压地一大群老工人冒雨在路边为我们送行。

所有的知青都被感动了，大家的眼泪都止不住流下来，隔着车窗，我们不停地向亲人们挥手告别，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陇川坝，再见了，第二故乡的亲人们！

波哥乱劈柴：

莫老师说过“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其实我们的四川知青，不也是一群最“伸抖”最“抖怂”、最“大方”最“啬家子”、最“敢爱敢恨”又最“吼得凶捞垮松”的，最“幸运”又最“划逑不着”的青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