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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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读了张伯驹的传记，觉得意犹未尽，似乎要写些文字内心才能平复。说实话，我手上这本传记写得不是很好，跟章诒和那篇《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文章一比较，气势和境界就差了很多，写传记和写人物一样，写作者和被写作者要旗鼓相当最好，就像下棋遇到对手才会真正知道对手的厉害。
民国年间，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其实在人们的心中，公子不仅有钱，而且做人为文也应该是男人中的极品。从这个标准来看，被称为红豆馆主的溥侗多才多艺，对昆曲做出巨大贡献；而袁家二公子袁克文的柔情似水，做人到位，死时连妓女都为他送葬；而“真文人”张伯驹在琴棋书画加上收藏、戏曲上是无一不精，更难得是学问做在自己身上。他们三个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远离政治，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文人。而名气最大的“军阀公子”张学良热心政治，虽然也是京剧票友，也有财力搞收藏，但只是附庸风雅，一旦遇到紧要关头就会打回原形，比如西安事变，正如他临终前也忏悔：我是民族的罪人。
相比之下，张伯驹在生前倒没有多大的名声，即使有也是在小众文化圈被人熟悉。但历史其实是公正的，世界上所有的蒙蔽都是暂时的，就像张伯驹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见其真文人的光彩。
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
张伯驹最为人熟知的是大收藏家，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的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上阳台帖》等等，经他收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就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张伯驹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已高达亿元之巨。
艺术大师刘海粟形容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相互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这是从大处作眼来概括他的一生，其实，在我看来，从小处着手来梳理张伯驹，可能会更加动人。
要想真正能对张伯驹人生做很好的梳理，恐怕几本传记都很难说好，尤其是我们这辈人的学养更是很难驾驭。我就试像写学习心得一样记录几点，其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张伯驹先生的重视：
1、敢爱不恨：张伯驹出生在旧式家庭，我们现在看他年轻时的照片，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美男子，张伯驹在认识才女潘素之前，已经有三房太太（写到这里提醒大家不要陷入“男人花心”旧套路）。
张伯驹在《身世自述》中提到他7岁就和门当户对的原配李氏订婚，19岁结婚时才知道李氏没有月经，不能生育，并染上鸦片瘾；旧时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4岁时，父亲让他纳妾邓氏，结果生一女死后，同样不能生育，同样又染上鸦片瘾；27岁时，张伯驹的兄弟病故，两门只有他一子，他的父亲催他再纳妾，并指示就是以生育为目的，不能才貌，且要身体肥胖——就凭这个选偶标准，可见张伯驹的婚姻有多苦逼。也就是说，张伯驹虽然有三房太太，但他在爱情上依旧是一片尘封处女地（公平地说，这三位太太的爱情也是苦逼的）。
就在这以后，张伯驹在上海青楼遇到小他17岁的苏州姑娘潘素，潘素长得楚楚动人，善书画，弹得一手好琵琶，张伯驹与她一见钟情。但是，哪怕再“楚楚动人”，也是青楼里的姑娘，作为堂堂公子娶青楼女子难道就没有一点点顾忌？但张伯驹在人生关键处，真男人的本色就显露出来，我的人生我做主，一旦认定人是对的，就不会被任何世俗东西所左右。其实当时潘素已经名花有主，对方是一位国民党的中将。可张伯驹属于关键时候上得去的人，竟然在朋友帮助下，就像戏中的桥段一样偷偷地把她抢走。
事实上这段婚姻是非常美满的，胡兰成说，男欢女爱最动人的是相知。潘素性情温婉，知书达理，属于张伯驹要上天，她就会拿梯子的女人，包括后来张伯驹购《平复帖》《游春图》，银子不够，潘素都是把首饰拿出来的！
不过，我写到这里也很感慨民国年代的媒体环境，换作今天潘素也许早就被人肉，说不定还会被电视台曝光羞辱一番。
2、念旧知恩：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不仅是慈禧、光绪身边的忠臣，也和袁世凯是至亲。张袁两家关系一直很好，但袁世凯做皇帝，张镇芳是不赞成的，也拒绝被袁重用，政治见解不同，并不就是敌我矛盾，甚至会把人给抓起来。政治归政治，感情归感情，所以袁世凯后来临终前还是托付张镇芳全权处理家事。同样，张伯驹和袁家二公子袁克文关系很好，因为琴棋书画爱好相同，对政治都不感兴趣。而对袁家大公子袁克定热衷政治，为父亲袁世凯当皇帝出谋划策，张伯驹对他一直是有意保持距离。
但是1949年之后，像袁世凯大公子——袁克定这种人的生活境遇可想而知。张伯驹夫妇就把袁克定接到家里共同生活，一般说来，亲戚朋友接济只是象征性的，但袁克定在张伯驹家一住就是十年，夫妻俩没有半点埋怨。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张伯驹提到“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也就是说，张伯驹待人也是有标准的，所以我们就能理解“袁克定的80大寿，包括他最后终老，都是在张伯驹家”的那段故事。
3、性情收藏：张伯驹玩收藏，就是喜欢，属于爱到骨髓的那一种。像西晋陆机《平复帖》和隋展子虔《游春图》，前者是先后三次，最后用4万元把西晋陆机《平复帖》买到手，靠的是人格魅力（别人出20万对方也不卖）。后者张伯驹是卖了自己的房子承泽园，再加上潘素的首饰，才凑足200两黄金购下。张伯驹属于像张岱描写的痴人，据说买到杜牧《张好好诗》帖之后，“为之狂喜，每晚睡觉都置于诸枕边，半夜还要起来看……”，就是因为杜牧伤感迟暮的心态与他内心是相通的。像清代陈鹄所画《紫云出浴图》，作者倒不是著名的画家，但正是因为此画背后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他——“动了心房，断了柔肠”。对比当下一些所谓土豪收藏家，藏品在他们眼里就是钱，整天盘算如何增值，却领略不到藏品本身的艺术能量，这才是审美的悲哀！
张伯驹最了不起的就是收藏的态度“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现在看来，在那个左的年代，张伯驹夫妇先后几次把国宝级的藏品捐献给国家，有忠厚爱国的因素，也有政治忽悠的因素，这种捐献也是自觉和无奈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还是张伯驹“丢得起，放得下”的人生态度使然。
4、文化票友：张伯驹与余叔岩学戏前后有10年时间，张伯驹学戏就是喜爱，没有功利性，余叔岩能倾心教他四十余出戏，也是因为两人都淡泊名利。某种程度上，他们两人是彼此互补，张伯驹认识到京剧是传统文化一条秘密通道，而余叔岩在乎的是张伯驹深厚的文化学养，他们之间其实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后来两人还合出中国第一本关于京剧音韵的论著《乱弹音韵》。在张伯驹四十岁生日赈灾演出时，请那么多的京昆名家甘当绿叶，助阵张伯驹的演出，其实是那个时代艺人们对京剧艺术的敬重。张伯驹本人也为我们演绎了“文化票友”的最佳样本。
5、信任别人：据收藏家王世襄回忆，当年他想研究张伯驹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想去他家多看几次，没想到张伯驹回答说：“一次次来我家看太麻烦了，不如你拿回家仔细地看！”后来，王世襄把这件艺术国宝拿回家看了一个月才送回来。其实历史上也有过明代画家沈周收藏的《富春山居图》被无良裱画匠闷掉的故事。如今社会上骗子无孔不入，人与人之间交往非常恐惧，像张伯驹这种信任，如今听起来有些像天方夜谭了。
6、自我平衡：按理说，张伯驹夫妇捐献如此多国宝级的藏品，后来历经政治运动应该放他一马，非也，1957年反右中张伯驹很快成为大右派，文革中也遭受到许多磨难。据有位叫张一虹的作者回忆：文革时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大会，亲眼看见几十个批斗的“牛鬼蛇神”，沿着椭圆形跑道爬行示众，作为“牛鬼蛇神”中年龄最大的张伯驹因为爬不动竟被甩在了最后面，这时候看到一个彪形大汉，竟拽住了张伯驹的衣领往前拖去，如同拖着一具尸体……
这篇文章还补充一个细节：在长春人民广场，会看到一位光着头，身着一件棕色的对襟小棉袄，脚上是一双矮腰的布棉鞋，一边敲锣，一边喊着：“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这个老人就是张伯驹！而这些文革细节，张伯驹从来不提，也许“学会遗忘”是他的本事之一。
据说，文革后期，张伯驹夫妇被下放到某个农村，因为年龄太老，无人敢要，老夫妻就回到北京成为黑户居民。也就在那时候，据章诒和老师回忆，她的父亲章伯钧去世，有人躲都来不及，而第一个来她家慰问的就是张伯驹夫妇。
1982年1月，张伯驹因感冒住进后库的北大医院，据潘素老师回忆：“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几天以后，同房就死了两个病人，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1982年2月26日上午10点43分，一代收藏大家、平民文人张伯驹先生病逝在医院里。
其实，凭我的学养写这篇读书心得是力不从心的，我只是想表达的是：这个平民文人生在乱世里，用有限的生命传播文化和艺术的种子，尽他所能表达善、传播爱。他是一个会享受自己生命的人，一生历经磨难，都能以超然的态度对待不公，以悲悯和宽容的情怀对待人和事。
正像他当年在戏台上所唱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我静静地写，你静静地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