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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府谷的旅外学生
苏飞林/文
清末民初，府谷教育快速发展，旅外学生明显增多。这些学生就读分布广、思想变化大，他们学业有成、眼界开阔，多数成了社会各界的精英人物和中坚力量，对府谷乃至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人在全国也很有名气，如法学家王九皋、革命家赵希贤、翻译家舒林、心理学家杨清等。本文试对这种现象做简要探究说明，以期引发大家的借鉴与思考。
府谷长期为边塞之地，古时人烟稀少，军户、屯兵落地生根，随军商贩穿插其中。戍边的文官武将不乏有学之士，随军的商旅边客自然通晓世情，这就使得府谷教育早发，文脉蔓延，很长时间都是陕北文化、文明的堡垒和旗帜。府谷有榆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文庙，有闻名秦晋、影响深远的荣河书院。府谷文庙初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内设学宫，也有义学。学宫也称庙学，是官学的一种，面向贵族，培养世家子弟，教授书经礼仪，为上培养人才。义学面向大众，教授贫寒子弟读书识字，粗略传授文化知识。文庙义学后来迁建、发展为荣和书院，近乎官学，广收博育县内外学子，影响河东山右（黄河东吕梁西）。
明清时代，府谷学子上进、科举显著：进士23名（含武进士7名），考中举人43名（含清代武举16名），贡生182名。（见民国《府谷县志·卷六》） 金榜题名人物众多，从侧面反映了府谷旧时教育的隆盛与文化的发达。在书院之前，各地建立的庙宇、道观，也是聚集信众、传播文化的场所；庙宇里办学的历史很长，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末期。与义学、书院并存的还有宗族、大户人家举办的私塾，书院、私塾、义学都是旧时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和重要组织形式。
自戊戌变法开始，清末新学堂遍地开花；民国开始，更加重视教育投入。本县教育管理机构由学务局至劝学所，再改为教育局（民国十三年），进而归并到县政府。传授书、经旧学的荣河书院开始出现新学，国民政府支持创办的城乡学校如雨后春笋。全县依随政府行政区划分别设立学区，推行新式教育。民国二十三年，全县由民初的七区改为二十三联保。民国二十八年，全县改为十四联保，每联保为一小学区，共分十四个小学区。民国二十九年（有说三十年），全县改为七镇，设七个小学区：荣贵镇第一学区，君子镇第二学区，凤凰镇第三学区，天平镇第四学区，连城镇第五学区，松翠镇第六学区，花坞镇第七学区。（详见民国《府谷县志·卷三》） 前些年，府谷分二十三个乡镇，设二十三个学区，是有历史可追寻的。
各镇（学区）根据区域人口设立数量不等的国民学校，镇公所驻地学校名为“xx镇中山中心学校”，将国民政府首位大总统孙中山的名字镶嵌其中；其它分别冠以镇名和联保序号，名为“xx镇第x保中山国民学校”，如“凤凰镇第二保中山国民学校”“天平镇第六保中山国民学校”等。民国三十年，全县合计学校61所，教职员94名，学生2091名（男1962，女129）；班分初、高级，共134个。随着教育形势和体制的变化，清末明初，荣和书院改名数次，分别称作府谷高等学堂、府谷大南门高等小学、荣贵镇中山中心小学。解放后，又改名府谷镇第一小学，还举办过卫校。2008年，整体维修，恢复荣和书院旧名。现存木瓜小学、麻镇小学旧校门，就是那个时代国民学校的基本模样，简单大方，肃穆庄严。记得清水学校原来也有如此式样的校门，都随时光淹逝了。现在，有不少人怀念原府谷中学二斋前的旧校门，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府谷还有过许多年代更远、分量更重、价值更高的文物。
民国时期，中小学学制有两次变化。民国二年，中小学实行十一年制教育（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民国十一年，变为十二年制教育（初小4年，高小2年，初中3年，高中3年）。（见《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 总体看，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适龄儿童是7-13周岁左右，当然也有许多年龄较大者。学校开设国语、算术、常识、音乐、体育、图画、大字、劳作等课程，也有升旗、降旗及其它课外活动。受办学格局与师资条件所限，府谷的学堂、学校到高小就封顶了，所有渴望继续深造的学生，必须到外地求学；条件允许的话，会接受小学、中学、专科或者大学教育。各地习惯将到外地就读的学生称为旅外学生（不含出国留学生），他们在外分别建立同乡会、联谊会、学生会等组织，加强联系，互相帮助，共同发展。
据民国三十四年县志成书前不完全统计，府谷旅外学生取得中学以上学位者215名，其中清代8名，民国207名。（参见民国《府谷县志·卷六》） 这个时段的旅外学生人数，快赶上近年府谷每年外出就读的高中生人数了。
这些旅外学生在加强文化学习、专业培训的同时，也接触到了社会政治，他们容易接受新文化、新思想，也愿意投身新运动，追求新理想。他们由此进入了新的人生世界，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程。有的人学成返归，担当起启蒙和教育家乡学子的工作。鼓吹进步、投身革命的火种，许多都由他们引发。
民国时期的府谷，因军事战争而再次凸显出其重要地位。府谷是陕北抗日的河防堡垒，是黑龙江省政府的流亡地，是国共红白两党势力的争夺地，人员流动多，思想传播快。1926年8月，府谷最早的共产党支部在南门高小成立。1927年6月，在五虎山玉帝楼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参会的刘子安、柴培桂、严念祖、李青云、苏铭鼎、刘世英、孙计一、张子栋、李来宾、郭天锡、苏子秀、赵希贤等，基本是旅外学生。随后， 中共府谷县委在南门高小成立，严念祖、柴培桂、郭天锡、刘子安、苏建勋、赵同芝等分别担任重要职务。大量旅外学生回府任职，各学校成为地下党开展活动的主要阵地。
民国社会动荡大，那些抛家别子从军者，腰别脑袋造反者，敏感风气之先者，适应形势快捷者，站队选边无误者，多数成了人生大赢家。至于后来在肃反、文&革、路线斗争中的反复与失落，遭罪与罹难，已经不是谁谁个人所能预测和把握的了。最近，渭南学院的陈出新教授将民国时期府谷大家名媛苏雅云、刘素菲的人生经历做了追忆和对比，他立足高远，俯瞰人生，写成了《民国才女苏雅云女士身世之补遗》。面对两位民国女子（她们都有旅外学习的经历）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他发出了“有悲含秋石，无语话凄凉”的感慨。在那追求学识、崇尚自由的年代，小小的边城府谷，居然能出现两位有文化、有抱负、有业绩、有影响的奇女子，实在是家国之幸。只是，刘素菲贵为国家领导人刘澜涛的夫人，苏雅云高为西安市警察局长王宪民的妻子，在变幻无常的运动和氛围中，最终以自寻无常而了断人生。这是心怀善良的人们，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民国时期，府谷旅外学生队伍庞大，生源几乎涵盖全县各个乡镇，遍及各镇大庄小村。乡镇如孤山、镇羌、木瓜、庙沟门、沙梁、哈拉寨、清水、黄甫、麻地沟、碛塄、付家墕、马真、盘塘等；村庄如西关、高家湾、刘家大庄、柳林碛、李家渠、高粱上、高粱沟、黑山村、郝家深墕、赵家石窑、张家塔、贺家畔、松花沟、武家坡、陈家庄、狮子城、赵家寨、平鲁墩、郭家峁、柴家墕、四道河、庙梁、合河、水口、见虎墕等，全县东西南北都有学生外出求学，直接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地方民风的开化程度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表现出了地方学子对旅外学习的热切渴望与强烈愿望。
民国时期，府谷旅外学生遍及全国各地，近至榆林、太原，远至西安、广州，包头、银川、上海、北京等地都有他们的身影；或文或理，或工或商，或军或政，或农或医，他们学业选择的专业众多、内容广泛。清华大学、北平大学、西北大学等名校都有他们的身影。那时是战乱年代，府谷旅外学生进入军事院校者更多，单是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就有8人；1949年退守华山，最后率部投降的陕西第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韩子佩就是其中之一。电影《智取华山》是对此战役的艺术再现。
在那交通落后、通讯不便的年代，府谷能出现如此众多的旅外学生，固然与本地没有更高学府有关，但是风气开化，家庭开明，经济殷实，敢于闯荡，勇于拼搏，向往自由等等，都是重要的支撑因素。旅外学习难免艰辛，但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丰富了履历，积淀了学识，开阔了眼界，锻炼了胆识，增强了才干，成就了人生。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有其佼佼者，如孙如金、袁宝善、杨琛、刘天鸣、柴汉生、张登阁、赵博、苏一夫、王秉衡、刘文治、祁觉民、苏一苇、陈秉义、高仰贤、苏建民、高克亭、闫文俊、段宝珊等，英才俊杰迭出，恕难一一列举。详见民国《府谷县志·卷六》、1994年版《府谷县志·人物志》。
由此，又引出一个话题：如何对待外出求学的问题。作为老师，都想得英才而育之；作为学生，都想追名师而学习。面对这种两难的境地，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呢？2000年以来，府谷经济达到了建国以来新时期的高峰，民众追求高质量教育的需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更加迫切，可谓与日俱增，与时俱进。中小学教育的各个学段都有人外出就读，初中毕业生外出就读高中的现象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府谷每年外出西安、榆林等地就读高中的学生都在200人以上。
能够选择外出就读者，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学生学业成绩拔尖，一是家庭经济条件允许。有的学生只具备一种条件，有的学生二者皆备。所以，生源地重奖的政策和办法，对其中一些人来讲，还是蛮有吸引力的。多数人的观点是，学生在哪里考好、在哪里成才都一样，能考出好成绩的学校就是最吸引人的学校。无论如何评判，现时段的学校教育仍然要看高考指挥棒。要想考出好成绩，好生源是一个条件，加强管理、提高质量是一个条件；教学相长，这句老话不能忘。不可否认，能出类拔萃者毕竟是少数，可是，如果没有走出去那一步，这个少数可能也就不会出现了。
有人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现实就是历史。倘从旅外求学这个角度看，近百年府谷教育的历史还真有些相似的地方。希望涉及此事到的每个人，三思而行，都能把握好这个或就近、或远行的机会。希望人人成才，希望处处争光，愿府谷教育更加灿烂辉煌。
（作于2020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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