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核心价值观
作者：张薇 原题：司法中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过程是一个任务。
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使其从“政治话语”过渡到“法律话语”，从“软性要求”转变为“硬性规范”，是对司法提出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我们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很多人喜欢选择调解方式结案，也是法官对自身职业安全考虑的选择。我们知道，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可以提起上诉，对二审判决不服可以申请再审、申诉复议。
法官作为一个理性人，当然希望工作可以一次性完成，不用陷入无休止地上诉、再审之中，那么，调解结案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在法官责任终身制的背景下，选择调解结案是一种对自身安全的保护，也是最大限度节约司法资源的做法。
很多法官对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的理解产生偏差。
有人把社会效果放在第一位，比如：彭宇案。
部分公众认为，一审法官是基于“人性恶”所作出的事实推定，这瞬间冒犯了公众的道德信仰。
二审法院在极大舆论压力下选择调解结案。
十一年后真相大白，彭宇承认当时是自己撞倒徐某。
“彭宇案”之后，全国各地上演了多起类似版本的公共道路上扶人引发的争议。“彭宇案”成为道德滑坡背景下“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路人倒地“扶还是不扶”成为一个拷问人心、考验法律与道德的中国难题。“彭宇案”二审调解所导致的不良社会效应是一个深刻教训。
有人把政治效果放在第一位，直接援引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从裁判理由上来看，并不能直观地观察到司法适用价值的推理过程，直接影响了司法适用价值的合理性与说服力。
比如：在离婚纠纷案件中，考虑离婚对于子女的影响，法院会以下列判决理由否定当事人的离婚请求（自由）。
法院认为：“本院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互谅互让，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家庭美德……综上，本院认为，双方的婚姻关系还存在维系的基础……综合考虑到离婚对子女造成的影响，本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在该案中，裁判理由存在以下三个疑问：? 第一，传统家庭美德是一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推演？
?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离婚自由）是被哪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压倒的？
? 第三，根据离婚以“感情破裂”为基准（法治），那么依据哪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能够超越“法治”价值进而推导出离婚应当考虑离婚对子女造成的影响？
由于这三个疑问在该案件中并没有得到阐释，进而影响了司法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说服力。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案例检索。法院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获得427个裁判文书。从论证理由所发挥的作用上来看，法院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案件包括三种类型，即道德教育宣示型、直接证成结果型与补强证成结果型。
在法院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件中，主要的司法案例都是道德教育宣示型判决，约占95％。
在法院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件中，约有3％的司法案例是直接证成结果型判决。
在法院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件中，约有2％的司法案例是补强证成结果型判决。
我认为，道德教育宣示型判决其实都是可有可无的，由于大多只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理由中重新宣示，事实上与司法适用价值方法并无联系。道德教育宣示型判决都是按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不是突破规则适用价值作出判决，真正适应核心价值作出判决的只占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法律实施的“兜底性法源”，对警官、检察官、法官的自由裁量起到法理约束作用，对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的实践运用起到法理指引作用。
现在有95%的案件只是为道德宣教而引用，法官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定位不准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价值应当成为一个价值体系。不能够为了追求社会效果，强行调解。
绍兴一、二审案件调解速裁调撤率达到63.3%。也不能为了政治效果，非要引用核心价值观来判决案件。其实需要以核心价值观来突破规则的案件是少数的，我们法院审理的大部分案件是规则之治。
还有，需要价值衡量的案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确定性、个案差异性。法官思维应有明确的司法意识形态，真正要做到三个效果的统一，法官思维克制与能动主义思想共存，这种混合的思维对法治建设是不利的。
需要一部分法官坚持司法克制主义，依法判决，像调解速裁的案件，追求司法效率；又需要一批法官坚持司法能动主义，面对疑难案件时，可以突破规则，考虑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
但对一个法官来说，他不能既坚持司法克制主义，又坚持司法能动主义。这样，人们对法官的威信、对法律的可预测性的信赖都会减弱。作为一个法官，应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司法立场。
我的观点是，用核心价值观对法官的自由裁量起到法理的约束作用，作为一个“兜底性法源”，突破规则需要慎用。用司法裁判是否正确传递和弘扬了社会核心价值观，来检验裁判认同度或可接受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