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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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受到很大的反对，这个变法触犯了大官僚、豪强兼并势力的利益，所以就遭到代表这个利益集团的士大夫们的反对，就像王安石所说：“所谓兼并者，皆豪杰有力之人，其论议足以动士大夫者也。”他的诉求由士大夫们转移到了朝廷。我这个地方引用一段话，是宋真宗、王安石、文彦博在讨论募役法的利害时候文彦博说的一段话。文彦博也是宋朝的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三朝元老，有一个故事，就是球掉到洞里面，往里面填水，让球浮出来，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文彦博，他也是蒙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文彦博跟宋神宗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那么宋神宗就反问他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 ，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则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就是说皇帝是跟士大夫们在一起治理天下，不是跟老百姓在一块，你首先要考虑跟你合作的人。此番对话典型地说明反变法派反对新法的根源所在。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反变法高潮，一次是攻击青苗法、免役法，还有一次是在王韶开边、市易法推行以及辽朝定边界形成了又一次反对高潮。王韶是王安石的一个得力干将，他这个开边就是王安石和宋神宗有一个计划，计划的最终目的是制约辽朝，但是辽朝和西夏两边对宋朝都有威胁，而且不能直接对辽，所以他想先解决西夏，再回过头来跟辽朝作对。而要攻打西夏，就得先把在宋、夏之间的吐蕃拿下，一旦吐蕃成为西夏的左右臂膀，对宋朝非常不利。
王韶开边指的就是把从现在西宁到兰州这一块地方给拿下。那么在野的韩琦（也参加过庆历新政，也是宋朝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大臣）、富弼、司马光等都是异论的持有者，都曾应诏言事。只要看一下赵汝愚编的书《宋诸臣奏议》，在一百零九卷至一百一十九卷《财赋门·新法》中间，他所收录的反对派的九十六篇奏议，就可以看出当时攻击王安石的力度之大。
反对派或者以去位、辞职抗议，或阻扰、抵制新法的实施，比如说韩琦，他从中央出来，到了地方去任官，他就坚决不执行新法。按照中央的说法，你不执行新法，你应该是被法办，可是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新法是不对的，还辩论出自己的理由，宋神宗还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可以看到，反变法派在中央官员通过各种的奏议来反对，还有两宫皇太后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然后有一批人到地方上不执行新法，就是这样的局面。还有散布流言蜚语进行人身攻击。王安石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毫不畏惧，表现出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大无畏的精神。
反对派为了攻击新法和王安石，熙宁三年春天在朝廷上下流传着三句口号：“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我们现在讲“天变不足畏”这个话可以称他是大无畏，在宋朝这个是非常犯忌讳的。因为我们讲奉天命，只有天能够制约皇帝，这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而从当初的信仰来讲，天是不可违的，那王安石怎么敢说这个话，给反对派落下口实，所以王安石绝对不会说天变不足畏。他可能会说祖宗不足法，这种话像王安石那么聪明的人，也不会直接跟反对派人说。“人言不足恤”，应该是王安石自己说的，可能就有一些他认为是俗人，是不懂大道理的人。这三句话是反对派为攻击王安石所造的政治谣言，目的是中伤王安石和动摇宋神宗。但是这三句话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王安石的政治操守和不屈性格，正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王安石自己的话。这个话说得非常有境界，就是你站在很高的地方，但是你底下有很多人看不清当时的发展，反而会反对你，这是很无奈的。
司马光是反对派的领袖，他利用与王安石故知的交谊，连写三封信劝阻王安石改革，信中交织了甘甜、辛辣、劝勉、威胁的语调，为旧制辩护，污蔑改革是不可行 ，甚至说变法把国家上下 、朝廷内外搞得鸡犬不宁，“纷纷扰扰，莫安其居”。但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攻击和不实之词，在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中一一给以反驳：
“今君实（司马光字）所以见敎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个地方侵官的意思是说王安石成立了一个三司条例司，凌驾于中书和三司之上，他这是侵官。那王安石认为我很多大政方针都是经过议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也不是皇帝自己一个人独断的，所以他就不认为是侵官。
“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諌。”“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如果你认为我没有帮助宋神宗做更大的事业、更多有利于百姓的事业，那我认为我确实是没有做到。但是你因循守旧，这不是我要知道的事情。这个王安石答的非常坚定，大概从这个事情以后，司马光和王安石就绝交了。
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由于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反对派利用熙宁年间的自然灾害，又使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宋神宗的动摇和徘徊 ,使复相后的王安石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按照他所设计的变法蓝图继续进行下去。从古到今，如果我们的执政者在某一个事情上动摇了，那事情就很难进行下去。
王安石在熙宁八年的时候，对宋神宗说，他说“天下的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你这煮羹一边在加火，一边在浇水，你这个羹什么时候能煮熟？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还有他的儿子王雩病故。王安石非常喜欢他这个儿子，这个儿子非常有才华，王安石甚至把他的儿子比作孔子再生，这个也被后来的反对派作为攻击王安石的一个理由，说他太狂妄了，但是王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33岁就死了。王安石于熙宁九年再次辞去相位，从此闲居江宁府(今南京市)。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九岁的赵煦即位 ，由一向反对新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赵煦的奶奶，是宋神宗的母亲。当王安石听司马光拜相的消息，他所担心的政局变化终于成为忧惧的现实。高太后一上台，很快就把司马光请回来，然后司马光就把当时受到排挤或是自己辞去职位的那批反对变法的人都请回朝廷来了。
大臣是不能更改宋神宗的新法，虽然他们反对王安石，但是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组织的，怎么办呢？这时候大臣司马光打出的旗号就是“以母改子”，这个是符合礼教的，因为高太后是宋神宗的母亲，儿子有错了，母亲来纠正，是合乎天理的，所以这个是司马光出的一个高招。新法一项项被废罢，王安石“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当听说罢免役法，愕然失声说：“亦罢至此乎？”他说这个新法他是跟先帝（宋神宗）议了两年才执行的，这个跟青苗法和方田均税法实际上不完全打击富人，富人也会受到好处的。王安石觉得罢了免役法是非常不应该的。
元佑元年，这是宋哲宗第一个年号。这时王安石已在病中，得知从京城传来更多变动的消息，使他愈益尤愤，无法排遣。四月初六 (5月21日)，王安石与世长辞。司马光比王安石多活了五个月，到同年的9月份，司马光去世。但这五个月里他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办完，把所有新法基本上都否定了。
王安石去世之时正值反对派反攻倒算之际，在严酷的政局下，竟没有人敢为这位叱诧风云的人物传写墓志。一般宋朝的规矩是人死了之后给他写行状，安葬时要立神道碑，墓前有墓志铭，编写以表彰他的一生，而且这个都是要妙选文臣来，特别是这种有地位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去世后，没有人敢写他的墓志铭，他的学生也不敢出来写。说是后来有一个也是他的一个学生写的，“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刑间。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这个蒋山就是半月山，就是讲王安石死后的状况。
后来高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变法派重新执政。绍圣元年，给王安石谥号文公。文公这个“文”字在古代的时候是对大臣很高的评价，但是在这个地方对王安石评价不够高。因为你比如说给司马光文公，司马文公，文正公那就是很高。古代的时候有很多的谥号，根据生前（的事迹）。这个文公就是表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而不是表现他的人格和他的政治操守。那么这个因为是在绍圣元年，如果这个谥号要是再推后一点，可能会有不同的状况。我们现在就看《王文公文集》，他的谥号就是文公，当然得了一个王文公对于王安石来讲，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恰如其人，因为他的诗和散文做得很好，经学做得很好，确实在文化上有很多建树。后来朱熹不是也得了一个朱文公吗？也是一个文公的封号。所以我说南北宋有两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朱熹。那么在宋徽宗崇宁三年配享孔子庙庭，列在颜回、孟子之次。宋徽宗的时候，对王安石的评价最高，就是孟子之后就是王安石，把他列为圣人，王安石被追封为舒王。
导师简介
李华瑞，1958年出生于四川绵竹，先后在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攻读历史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史学大家漆侠先生。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李华瑞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学术史性质的考查，2004年推出45万字的专著《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以“史料翔实，持论严谨”著称。目前主要从事宋辽西夏金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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