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时常被问“你如何评价某个历史人物”。
多数时候，我的回答是“论事易，论人难”——评价事，可以考据真伪，也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论断对错；评价人，要复杂得多。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标准。对于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我个人的评价办法比较简单，那就是：看他朝哪个方向推动、影响时代。
政治人物对时代的影响，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见识、权术与实力。这当中，见识是最重要的——权术与实力决定了影响的力度；见识决定了影响的方向。方向错了，力度越大，损害往往也就越大。
慈禧就是一个有实力、有权术而无见识的典型。
庚子年，慈禧的昏聩决策（甚至下诏往五台山寻找神僧召唤六丁六甲天兵）招来八国联军入侵之祸，使得清廷内部（以地方督抚为主要力量）要求立宪之声高涨。
遗憾的是，慈禧见识浅陋，并不明白何谓立宪。她入宫之前不识字，垂帘听政后所学，也仅止于由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事迹构成的《治平宝鉴》和配图故事集《帝鉴图说》，全是帝王心术。围绕在她周边的皇族中人，如载泽等，同样见识奇缺，也不明白何谓立宪，以至于在密折中对慈禧说出了“立宪最不利于官”的胡话——晚清地方督抚要求立宪，其实际用意，是希望改变朝廷由慈禧等二三人说了算的权力格局（东南互保就是对这种二三人说了算的高层决策体制的否定），将慈禧的权力纳入到一个集体决策机构中去，同时在新的立宪体制下，将地方督抚们手中已拥有的财权、兵权合法化。
帘幕后的老太后精于权术，想出了种种办法（比如“丙午官制改革”），要在立宪的旗号下削弱地方督抚、重建康雍乾时代说一不二的皇权（这种野心见于后来的《钦定宪法大纲》）。但转型时代最需要的是见识，仅凭权谋无助于清廷走出危机。1908年11月15日，慈禧去世。临终前夕，她仍未意识到这一点，仍在悔叹：
“不当允彼等立宪，……误矣！毕竟不当立宪。”（宫廷史官恽毓鼎自宦官处所闻）
袁世凯也是一个有实力、有权术而无见识的典型。
辛亥后的中国，很难找到一个较之袁世凯更有实力、更懂权术的政治人物来引领时代转型。遗憾的是，袁世凯的知识结构，不足以让他理解这场转型，反使他成了这场转型的绊脚石。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的总统宣誓词（这份文件完全代表了袁的意志），泄露了他短浅的见识，以及对时代转型的深度抗拒。
且看袁在宣誓词里，如此描述他所理解的“共和”：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曰：共和整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之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这是一段非常荒唐的论述。
通过不知来由的所谓“西儒名言”，袁抛出了“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这种错得离谱的论断——“共和” 一词起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强调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治理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事业，具体而言，指的是所有公民均有权参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袁之所以大谈“共和国重道德”的谬论，主要原因是他对近代政治思想知之甚少，更熟悉帝制时代以道德礼教治国那套把戏，在那套把戏里，他的权术也可以更加如鱼得水。
袁还说，自己遍访法、美各国学者，得到的“共和定义”，是“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这话至多只说对了一半；真共和体制下的法律，确实须反映大众意志，但“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的说法，却错得离谱，完全没有区分私域与公域——对公民的私权利而言，应该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的公权力而言，则应该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对1913年的中国知识界而言，区分公域与私域，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十年前，也就是1903年，严复已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翻译出版，定名为《群己权界论》。
袁还呼吁民众，要在起居和饮食上有时、有节，说什么长期这样做了以后，就能够造就一个法治国家。这种逻辑，仍是帝制时代的“牧民思维”在起作用。殊不知，真正对法治构成威胁的，是制度建设的缺失导致的公权力缺乏约束，而不是民众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何时吃喝拉撒。
谈完自己对“共和”的理解，袁接下来大谈特谈的，是对民众的要求——这是一件很意味深长的事情，作为一份总统宣誓词，袁极少向民众承诺自己将做到什么，反以相当大的篇幅，对民众提出种种要求。
袁说，自己想要反反复复向国民说的，其实“不外道德二字”；道德扩大开来，则是希望民众做到“忠信笃敬”四个字。袁用了600余字来阐释什么是“忠信笃敬”——扼要说来，这四个字的核心主旨，就是公权力对民众的控制，远胜过制度对公权力的约束（后者几乎没有提及）；公权力要求民众做出牺牲，远胜过公权力为民众提供的服务（后者也是几乎没有提及）。
（1）谈“忠”时，袁要求民众必须“屈小已以利大群”、“轻权利重义务”，强调这样做才算是“忠”，却无一字言及公权力须“忠于民众”、“忠于共和”。
（2）谈“信”时，袁批评了当代中国的国民“人心不古”，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任何时代的道德败坏，都是从政治败坏开始的。当公权力打造了一个守信者难以生存、做实业者难以生存的时代，社会就会很自然地滑向不守信、不做实业，滑向坑蒙拐骗与捞一笔就跑。责备民众“近来人心不古”而不在公权力层面做任何的反思与承诺，恍惚中给人一种读朱元璋《大诰》的错觉（虽然袁的措辞比《大诰》温和）。
（3）谈“笃”时，袁搬出了“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的传统话语，责备某些民众过于理想主义，不相信国粹，“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浇薄，传染成风”。以民国首任大总统的身份，而在宣誓词中对民间发出这种责备，显见袁对时代转型，是存在抗拒心理的。
（4）谈“敬”时，袁要求民众做到“有恒心然后有恒业”，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不要有“旁观嘲讽之语”。这自然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说法，孟子的原话是“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公权力要保证民众有恒产，民众才能对公权力有恒心，否则，民众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袁在宣誓词里说，以上种种关于“忠信笃敬”的阐释，希望民众“日诵于心，勿去于口”，作为“立国之大方针”。
在一个由帝制向共和转型的关键期，负有主导转型责任的大总统，在他的总统就职宣誓词中，没有就公权力的约束给出任何承诺，没有就制度建设作出任何期望，有的只是对民众的各种责备与要求——他按照自己的需要，将“共和”曲解成了“道德为体，法律为用”，然后再对国民发出种种以服从公权力为主旨的“道德”要求……袁最后走向洪宪帝制，失足成为千万人唾骂的国贼，在这份总统宣誓词中，已可窥见端倪。
时代选择了袁，但袁陈旧、浅陋的知识结构，并非时代之福。
（完）
本号已无留言功能，留言请点这里：留言点这里
